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永远停止发行

中国台湾作家柏杨遗孀张香华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发出声明:“依柏杨生前交代,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《丑陋的中国人》”。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权,摘文选入台湾中学一年级教材,张香华担心此作品被用来辱华,故而断然拒绝。

这不是第一次有出版商洽谈教科书授权事宜,2016年以来,张香华持续收到类似邀请,她都一一回绝。

作家、教师出身的张香华表示,对现在台湾教育和新课纲“去中国化”甚至“反中”无法苟同,尤其痛心于如今的“国文”、历史教材,删减文言文,以“东亚史”观点取代“中国史”等现象,根本是执政者“去中国化”的教学策略。

“(青少年)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,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,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?”张香华这么说。

这本名著将于2024年与两岸原出版社合约到期后,永不再续约,张香华甚至希望两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书。她强调,柏杨生前一再交代,当大陆文明已经进步了,就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。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绝版,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张香华与柏杨,图片来源:台媒

处境都变,情怀未变

作为柏杨身前名著,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初面世时在两岸都备受争议,因为其挑战的是民族自尊。但由于柏杨的著作初衷是为民族续命,因此两岸也都大有读者支持。

当时,对此书的爱与憎,只是在爱国方法上的分歧,但两岸读者与作者一样,都希望中国重新站起来;不过现在,其获得台湾某些出版商青睐的原因在于“方便反华”,而大陆则飞跃式进步,因此张香华说,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已功成身退。

无论在海峡左岸或右岸,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已不合时宜,然而,就此书的写作目的而言,封存,是一种圆满,而非缺憾。

仍心存中国情,却身陷于“去中之岛”的张香华,有首梅艳芳的歌应符合她此刻的心境:浩瀚烟波里,我怀念,怀念往年,外貌早改变,处境都变,情怀未变。

“功成身退”的一代思潮

柏杨所身处的时代,是在绝处求生的中国,他带着被洋人欺压的耻感来到台湾,度过其最精华的岁月。因此在思索让中国富强的途径上,柏杨不脱“民国文人”模式,简言之,就是“中国必须西化”。

那是一个自我否定,又急欲脱困的大时代,柏杨则是时代中人。

柏杨因被指控为共谍而入狱九年,狱中完成了三部中国历史书稿,1976年出狱,1983年开始编撰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,耗时10年,1985年出版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

“2008纪念版”《丑陋的中国人》

政治犯的经历,使柏杨的思想更偏向西方民主,并开始关注人权议题,1994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。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,担任“总统府国策顾问”,2006年封笔。

就像李敖一样,被蒋家关过,自然讨厌老国民党与其党国体制与思想,又由于当时两岸隔绝,因此在思维上,只有在西方文化里能找到容身之地,并据此反国民党。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也可说是一部反抗国民党党国体制与文化的著作。

柏杨撰写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时,已是蒋经国执政末期,社会朝开放路径发展,但该书在备受批评的情况下仍能出版,就是绿灯信号。因此,这本书也象征着美国解离国民党体制、西方价值进驻台湾的重要节点之一,而柏杨本人身在局中,恐怕未能看清这一点。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是一部以西方视角看中国文化的评论作品,全书的重点在于阐述“酱缸文化”,所针对的是中国的官场文化,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国社会,而腐败的核心则被认为是儒家文化。

时至今日重新阅读此作,会觉得柏杨骂的是美国社会——那个当初他笔下“伟大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”——因为将书中的“儒家”全换成“资本”,并没有太突兀的违和感。

换言之,因循苟且的腐败,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现象,只是支配者的性质有所差异而已。柏杨痛批的,其实是人性,中国文化不过是背了黑锅,因为柏杨是中国人。

国耻时代的中国文人,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情感,以西方文化作为对照组,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严重。柏杨对儒家的误解与偏见,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。

但在今日,自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破产后,所有曾经以西方文化为高标的文化理论也都随之破产——尽管福山信众们还在嘴硬——包含柏杨的“酱缸文化”。这不是说,“酱缸”概念是错的,错误之处在于,柏杨将它贴上了“中国独家”的标签。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尖锐批判中国官场文化,讲的是古代,腹诽的却是国民党,对崇洋的反国民党精英、“台独”与媚日皇民而言,其“贬华”观点自然很有工具性利用价值。恐怕也是直到陈水扁执政后那8年,柏杨才隐隐感觉到他“尖锐的中国情”,被反华势力与分离主义者所利用,而他选择默不作声。

换言之,对绿营而言,柏杨本人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就已“功成身退”了,但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直到蔡英文掌权后仍具利用价值,而其遗孀可不傻,决意由她亲手结束那个时代。

那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呢?

柏杨的历史意见

中国历史可以用西方研究工具来研究,但不能用西方文化观点来解读,尤其是当代观点。

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就是以西方当代文化视角看问题。由于柏杨是小说家、评论家,史学功力自然远不能与钱穆相比,因此阅读其历史意见,易读好懂,能看得到新意,却也充满偏差。

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是史评,非系统性《史论》,更非严肃的《史考》著作,因此读者若想真切理解一段历史,此作并无帮助,但对于了解“评论人的当代思潮”则是很好的途径。例如,柏杨反复对历史中的无名女性抱屈,这就是以当代价值滤镜导读历史的显例,后世之人阅读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不是在阅读《资治通鉴》,而是在阅读柏杨的时代。

《资治通鉴》本身是一种“史论”,因为其编篡方式是服务于当时的史观,并总结在每一段的“臣光曰”;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并未自创编篡体例,只是仿效“臣光曰”的模式给读者“柏杨曰”的阅读导引,因此只能归类为“史评”,臧否历史,也臧否“臣光曰”。

25周年纪念版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

就现代商业逻辑来看,史评的本质与价值,就是偏差,必须专注于一家之言,以利销售。但也正由这种偏差,读者得以摸索作者的情感取向、意识形态立场与其所认同的当代价值观。

当读到柏杨评论“司马光……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”,“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”的时候,读者应当知晓,柏杨必须靠批评司马光来凸显当代的进步性,以便铺陈卖点,这类“评论的评论”,往往非关历史真相。

当读到柏杨仅仅因项羽不听某人献策直取关中,就评论其“不过一个头脑简单、肌肉发达的粗汉”时,读者应当了解,你读到的是想当然尔的事后诸葛,但你读不到项羽做此决策的背景、心境与顾忌,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学与戏曲的绝佳材料。

柏杨是小说家,解读历史的滤镜不只西方思潮,还有小说家的工作惯性。

曾经身陷囹圄的经历,也使柏杨看历史的角度有着与一般史评者不同的侧重,特别是对政治黑暗面的敏锐与感触。

因此,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与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诉说的是作者身处的时空环境,在那个时代,台湾人在课堂上读的是蒋家带来的中国情,社会上迅速消失的是日本味,习俗仍沿袭着清朝风,外加脱离国际社会的孤独感,与开放初期的“清新空气”。

台湾人虽没参与到1911年的中国,更别说是1949年,但经过蒋家的去殖民化政策,本世纪以前,整体而言岛上都还自我认同是中国人。

今天的台湾,中国认同进入濒危状态,世道已变,而柏杨只活到这个变化的初期阶段,遗孀张香华则目睹整个异化的过程。

台湾的中国人正在走向濒危

试想一种人生,年轻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,中年时被国民党打入大牢,老年时连说自己是中国人都要犹豫一下,这就是柏杨的人生,骂柏杨是“真正丑陋的中国人”的李敖,也阅览了同样的时代风景。

所不同者,无论当道是哪个党,李敖都骂,但柏杨选择噤声;李登辉执政时,帮他兴建人权纪念碑,陈水扁上台后标榜“人权立国”,柏杨又成了绿营门神之一。

在自己头上贴了一种标签后,就很难插嘴标签之外的事;将自己与某些势力捆绑后,就很难插嘴该势力的胡作非为。因此,李、扁先后掏空台湾的中国元素,柏杨置身事外,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人权价值视为同等重要的事,至少,没有醒目的行为证据。可能因为,前者是逆流,后者是顺流。

柏杨去世前一年,教科书中“国父”称谓改为“先生”,“国字”改为“中国字”,“国历”改为“阳历”,“光复”改为“战后”。

柏杨去世那一年,台湾的中国认同还只是危机,13年后的今天,有的小学生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,出版商还想拿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作为中学教材。不要说这些出版商,恐怕整个岛上中国人都在变成濒危动物,“统一”也被视为“叛国”。

在民族大义的关节上,若拿“酱缸”概念检查柏杨晚节,这位“人权斗士”恐怕也过不了关,但遗孀张香华在他百岁冥诞的隔年封印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算是保住了柏杨死为中国魂的尊严。

去年,张香华感叹柏杨与其作品在台湾关注者寡,在大陆却受到重视。这是肯定的,台岛当道鼓吹“中国人”只能搭配“丑陋”,而这是柏杨仅存的利用价值。

台湾的中国人濒危,反逼得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绝版,但很遗憾,这已是一则不起眼的新闻。

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台湾自由撰稿人